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波波夫同学，作者：波波夫
2018年，如果王宁没去香港How2Work展，如果去了但没有看到Labubu公仔，泡泡玛特后来的故事，将是另一个版本。
2025年一季度，Labubu系列产品卖了20多亿，贡献了泡泡玛特单季营收的五分之一，是毋庸置疑的超级爆款。但是，Labubu和泡泡玛特的传奇，还有王宁河南首富的位置还能持续多久，谁也不知道。
道理很简单，几乎所有成功的文化商品，都无法被旁人通过逆向工程拆解、复制，甚至王宁也无法保证，他还能再复制另一个Labubu。
Labubu的成功，很独特，核心是王宁。他对做生意的这件事的热情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，这样的人并不多。在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，他就印刷传单在小学门口派发，自己设计课程，招揽学生参加他自办的足球培训班，最后还招收到了几十名学生。
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读大三时，王宁和朋友在校旁开设“格子街”杂货铺，采用分租格子模式，吸引学生售卖手工艺品、进口贴纸等小众商品。毕业那年，他将校园生活制成MV光盘赠予家人，意外在同学间风靡。他迅速成立工作室“Days Studio”，首批1000张光盘半天售罄，当年的一半应届毕业生成了他的客户。
这一连串的经历，给王宁带来什么，只有他本人知道。大众通过媒体报道，知道的只是，在七年前的那次香港展会上，王宁被艺术家龙家升设计的Labubu形象给吸引了，这个玩偶九齿獠牙、异瞳，丑萌如饺子导演画出来的哪吒。
事后诸葛亮的分析认为，当时泡泡玛特主打产品以甜美风为主，而Labubu的“丑萌”风格可填补差异化市场。但真实的决策过程很可能不是这样的。
龙家升在2015年想出版Labubu原型绘本《神秘的布卡》时，在出版社那里碰了一鼻子灰，靠老婆资助把Labubu的玩偶做出来后，也一直卖不出去，说明“丑萌”市场在当时应该是一厢情愿的海市蜃楼。
引入Labubu这样一款当时市场反应惨淡的IP做商业化开发，如果在大厂，是不大可能通过的，可能都到不了SWOT/ROI模型评估的阶段，在需求分析阶段就被筛掉了，很简单，商业分析师找不到可以对标产品，无法去预测Labubu成本、销量、利润。
后来，王宁签下Labubu永久版权，在2019年首套盲盒“森林音乐会系列”上市，也同样遇冷，泡泡玛特也想了很多办法，包括与优衣库出联名T恤，和海绵宝宝合作，但都没有把Labubu托举成爆款。
点燃Labubu流行之火的是，泰国女歌手Blackpink Lisa。2023年Lisa在Instagram频繁展示Labubu玩偶（改造为LV包挂件），引发东南亚粉丝模仿潮，泰国门店销量激增，很快流行出口转内销到国内。
2024年初，泰国公主携带Labubu出席时装周，将其定义为“奢侈品挂件”，引发高端消费群体跟风。后来，歌星蕾哈娜洛杉矶机场手持粉色Labubu，球星贝克汉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的小女儿Harper送给他的礼物：一个来自泡泡玛特的Labubu玩偶。Labubu自此完成了跨文化奢侈品潮玩配饰的蜕变。
幸运的骨牌倒下，一个商业奇迹的轮廓随之浮现。2024年底，Labubu超越Molly成泡泡玛特第一大IP，而泡泡玛特市值突破3000亿元，在港股休闲用品行业市值排名第一。
如果再回溯下潮玩的历史，香港设计师定义了潮玩的艺术基因，但受限于生产与商业化能力；而日美巨头通过IP联名和限量策略建立全球影响力，但定价高端难以下沉；内地企业早期依赖儿童市场或代理模式，缺乏原创IP运营能力，直至泡泡玛特以“盲盒+数据驱动”，才跑通了潮玩行业的规模化商业逻辑。
2024年底，Labubu超越Molly成泡泡玛特第一大IP。王宁的好眼光，加上后来一连串意外，成就了全球潮玩的经典，这些都不是靠严谨的商业分析和企业家高瞻远瞩的规划而得来的。
简单说，王宁决策本质是“艺术商业化+概率思维”，通过数据捕捉非理性需求，用柔性机制放大偶然性爆款；而大型科技公司则依赖“系统化创新+风险控制”，以流程确定性对抗技术的不确定性。
这样的故事还很多，特别是那些从缝隙中逆袭成功的王宁们。
2013年前后，阿里、京东等电商巨头认为“内容+电商”模式难以规模化，内容社区变现慢，毛文超用小红书以“海外购物分享”切入，蜕变成种草社区，甚至还抢夺了百度、微博、知乎的大量用户。阿里、京东后续推出逛逛、京东圈等内容社区，但用户粘性和氛围难以复制小红书。
2015年前后，阿里、京东等认为低价拼团、下沉市场用户价值低，且“低价+社交”模式不被看好。黄峥靠拼多多通过微信社交裂变和极致低价，迅速占领下沉市场，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。等阿里推出淘宝特价版，京东推京喜，均未能阻挡拼多多崛起。
微软、谷歌等巨头长期主导办公软件市场，对“极简+模块化”协作笔记工具不以为意。中国留学生Ivan Zhao做出了Notion，以灵活的页面搭建和团队协作功能，成为全球知识工作者的新宠。等微软、谷歌后续优化自家产品，但Notion已形成独特生态。
小红书、拼多多、Notion、泡泡玛特，只是创业浪潮褪去之后，市场甄选出的极少数幸运儿。但不是说泡泡玛特一定要做成迪士尼才算成功，泡泡玛特的成功恰恰在于避开内容重投入陷阱，用轻量化IP和成瘾机制开辟新赛道，就像森林不需要所有树都长成橡树——苔藓、藤蔓、灌木各有其生命力。
同样，大厂没有孵化出Labubu不代表创新衰弱，而是创新类型、战略重心和组织机制的不同。谷歌用TensorFlow推动百万AI应用，比孵化一个Labubu影响更深远。衡量创新的标准，应是“是否解决真问题”，而非“是否符合某种预设模板”。Labubu让千万年轻人获得快乐，TensorFlow让AI开发者节省数月工作量，两者同等珍贵。
这里面，王宁和大厂两种商业决策模式，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，更多的只是风格差异：潮玩IP依赖文化情绪的不确定性，而科技产品受制于技术规律的确定性。王宁押中年轻人心理，大厂算准技术路径，这恰是商业世界中理性与感性的两极镜像，可以彼此参考，但不必相互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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